万盈配资陈丹燕：深入“一江一河”，让我不再只是书写上海的作家

有人问，来到上海生活之后，怎样才能与这个城市的心理距离更近一点？作家陈丹燕的新书《河流研究》给出了一个回答：把它当作一个人去相处。

读这本书，像是怀着好奇的普通人，跟着情感的波动曲线，去感受一条河的波涛、一座城市的时针跳动。

陈丹燕是移民的孩子，1958年生于北京。她的父母陈化明、陈雪非因从事航运工作，上世纪50年代来到上海。父亲工作过的码头、母亲工作过的船只，留给她绵延几十年的线索。她在这座城市学会上海话，后因书写上海而成为广受关注的作家。

徐汇滨江，一艘货轮掠过上海大歌剧院摄影/佟鑫

对黄浦江的关注或许因家庭而起，特定的机缘则让她获得了宝贵的视角。自当选第十四届上海市人大代表起，陈丹燕长期参与到黄浦江、苏州河“一江一河”发展的公共议事工作中，关于“一江一河”事务的立法调研，使她与河流的关系更加亲近。

《河流研究》的内容非常丰富，有和平饭店举办大型外宾舞会的罕见记录，有沪裔海外作家在外滩公园英语角的师生情谊，有在欧洲码头城市的调研见闻和重逢，还有对已经消亡的“洋泾浜英语”的考察。陈丹燕把与黄浦江的多重关联写进了书里，家族回忆、拆迁现场亲历、文献研究、口述访谈、纪录片拍摄过程所见、调研和建言……要不是新书开印，她差点把在日本横滨调查的最新发现也加进去。

对黄浦江的述说，有太多支点存在。每一个思考这座城市之于自身意味着什么的人，都是一个新的支点。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，陈丹燕说，这本书写出了自己的世界观，是一个把前面的积累压实，让自己看得更远的机会。对黄浦江来说，这本书记录的也不只是一些历史、一些建议，更是一种来自情感的力量。

码头气质造就上海和上海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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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把栈房货下船。

（一首别琴英语竹枝词）

（注：别琴英语，Pidgin English，指洋泾浜英语。pidgin是business一词的变体。竹枝词是一种古诗体，原为一种巴渝民歌。唐代诗人刘禹锡曾擅长写竹枝词。）

在《洋泾浜英语里封存的人物与时代》一章中，陈丹燕研究了《申报》发表过的100首《别琴竹枝词》，回溯洋泾浜英语产生的原因和它赖以生存的通商土壤。在翻译没那么发达的19世纪，中国人和外国人需要靠这种方便的语言来完成生意和生活上的交流。

“我上的初中，教的是英语。老师教我们国际音标，同学们觉得既然是为了发音，为什么不用中文字代替啊？老师非常生气，说，这样就成了‘洋泾浜英语’。老师非常鄙视洋泾浜英语，但我们记住了它好玩。还有同学说，用上海话注音更好，因为上海话有五个声调，注音更像。”陈丹燕回忆说。

2005~2006年，陈丹燕到美国参加艾奥瓦写作计划的学习，结束后就在那儿做研究，看到了一套完整的洋泾浜英语资料，是复旦大学的老师总结的，来自清末的竹枝词。她觉得太有意思了，就把洋泾浜英语背后的故事写了出来。

通过国际借阅系统，她从英国的图书馆借了很多书。有关于洋泾浜英语的书、早期上海话和英语对照的字典、广东话和宁波话与英语对照的字典等。这些书证明，在没有国际音标的时候，都是拿方言来注音的。

徐汇滨江，原上海南浦火车站的部分铁轨保留至今，留存了码头的记忆摄影/佟鑫

陈丹燕说，移民家庭对居住的城市不那么熟悉，上海的历史很复杂，很不容易深入了解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慢慢意识到，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。

在新书中，陈丹燕回顾了自己的家庭如何在上海安家。近些年，慢慢写这本书的过程中，父母也先后离开。“当家族在这个地方有了一块墓地，每年清明要去扫墓，你就会建立起跟这块土地的亲近感。因为你有亲人埋在土底下。”

2008~2012年，写下三本关于外滩的非虚构作品《外滩：影像与传奇》《公家花园的迷宫》《成为和平饭店》之后，陈丹燕在香港、西安、北京等地参加新书朗读会，更进一步地发现每个城市气质上的不同，好奇这种气质是怎样被造就的。

特别是在香港，她感觉到码头、商业、英语等元素以及早年历史故事中的中外连接者，给香港和上海带来了相似的气质。

“《小王子》里面有一句话，说世界上的玫瑰花都是一样的，你对这朵玫瑰花特别在意，是因为你对它付出了感情。这是一个驯化玫瑰花的过程，这朵玫瑰就是你的了，而不是别的一朵。我跟黄浦江的关系也是这样，我关心它，它驯化我。”陈丹燕说，她把这条河流“当作一个人，一个与我有很深关系的人，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”。

在书的最后一章《惊变》中，陈丹燕写了黄浦江两岸一系列的美术馆。在浦东美术馆最火热的打卡点“镜厅”，“整条外滩如一幅大画那样展现在所有参观者面前”。这个开阔而平视的完美角度让她感觉到，作为作家的自己，像一个长大成人的孩子沉稳地与父亲隔江对坐，“这是在上海看外滩的最佳视角，对上海人来说，也是看自己和外滩关系的最警醒之处”。

河流文化还值得细细挖掘

因为长期书写外滩，陈丹燕当选市人大代表之后，被分到了外滩所属的黄浦区，也因此很早了解了“一江一河”滨水贯通的城市更新计划。“那时候我认为这件事情意义重大，”陈丹燕说，“我采访过外滩公园，上海人曾经为了进入这面积仅50亩的公园，奋斗了40多年。如果黄浦江滨水贯通实现，第一次贯通就会带来20公里长的岸线，这是太大的一个进步。”

在与黄浦江滨水贯通有关的立法调研中，陈丹燕称自己学到了太多东西。一方面，市人大相关调查的前期准备工作，由组织调研的人大机关和相关政府部门先期做好了资料准备，并沟通各方相关人员，让人大代表在调研时可以比较便捷、全面地了解情况。调研可以接触翔实的材料，比如，她看到了完整的杨浦滨江码头仓库平面图、现状和照片。另一方面，这些工作也使她对黄浦江的理解进一步加深。

2017年，黄浦江45公里岸线实现基本贯通。“我建议市人大要为黄浦江沿岸的公共空间立法。我们有公园守则，但没有为公共空间所立的法。公共空间与公园不是一样的概念。”陈丹燕随即自主开展立法调研，“很大程度上，这件事帮助我去看到怎样保护黄浦江两岸的历史遗存和公共空间。如果我只是一个作家，可能不会想那么多”。

《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》2021年11月25日经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，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。该条例确立了文化传承和共享共治的原则。立法完成后，马上就迎来修法。陈丹燕说，一名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城市遗产专业的学者，给了她一本东京滨水公共空间保护的文献。“他们是怎么做的，他们的法律是怎么发展的，东京滨水是什么面貌，写得一清二楚。这是教我不要想一口吃成个胖子。”

陈丹燕说，不断参加“一江一河”相关工作，比如讨论要不要加一条地铁线，怎么利用世博会留下的空间，等等，使她慢慢变得对黄浦江的事情很敏感，看到新鲜事就记下来，找机会去了解清楚。

上海码头工人曾经的劳动场面,他们就在搬运中唱起号子受访人供图

书中写到的上海码头工人号子，以搬运货物时唱起的歌声，留存了这座城市作为商埠口岸的历史记忆。2006年，上海浦东新区和杨浦区申报“上海港码头号子”作为民间音乐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“我将这个声音理解为代表上海成长最重要的声音。”陈丹燕写道，她曾在写作“外滩三部曲”时通读《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》，得知1850年前后已有了上海码头工人号子。1967年，父亲告诉她上港三区的码头工人会唱着号子搬运货物。那一年，父亲被迫离开办公室，到码头上与工人们一起劳动。码头的灵魂就是船的进出、货的装卸。上海码头工人号子成为非遗，是随着码头物流技术的变化，不再需要人抬肩扛而自然消亡。但它始终非常重要，标记了上海是一座码头城市。

杨浦区策划上海码头工人号子非遗展览后，陈丹燕还建议让展览不断巡回举办，增加歌曲的数量，在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创设点位，让人们可以听到。“这件事让我感到很骄傲。”陈丹燕说，全世界的港口城市很多都曾有过码头工人号子，但是保存最完整的就是上海，有19个类别、100多种不同的号子形式。很多港口机械化早，当时录音机还没有普及，错过了录音的机会，上海恰好做成了这件事。

关于“一江一河”的未来，按照规划，“十五五”期间实施“品质提升”计划，重点是要把细节做好。在公共空间硬件建设完毕的基础上，这个阶段会注重每个江段的个性化。比如每一段曾经的使用者不一样，杨浦滨江主要是产业工人及其家庭，而黄浦滨江主要是游客，空间的功能转变就应该有所不同，尊重主要使用者的需要。

陈丹燕说，这会是一个需要耐心慢慢沉淀的过程，黄浦江沿岸的各方可以自己去尝试，找到最适合做的事情，把恰当的文化内容放进去。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好的做法，比如徐汇滨江为了测试“轮子上的商店”设在哪里合适，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尝试，最终形成既保护滨江空间环境，又能方便人们消费的商业布局。